李煜与佛教
许程明
读李煜词，我们会发现他留下的30余首小词并不单纯是其帝王生活和故国之思的反映。这里藏着他的信仰、追求及深刻的人生哲学感悟。本文通过考察佛教信仰与李煜词的关系，从宗教哲学的角度探讨李煜词的思想深度，认为李煜词表现的那种艳情、悲苦感和空幻感既是他人生的切实体验，也是词人从佛教教义出发的对人类普遍存在状态和意义的关注与探索。
一、悲剧人生
李煜，字重光，初名从嘉，南唐后主，生于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农历七月初七，卒于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七夕，享年42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人生遭遇经历了由王子、君王到臣虏的巨大反差。他享受过人生尊荣华贵的极至，也经历了悲哀凄惨的极点。
李煜做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是中主李王景的第六子，按常理，轮不到他做皇帝。他又生就一副帝王之相，为此颇遭长兄的猜忌。为避祸事，他隐居于庐山，钟情于自然适意的山林生活，倾心邀游于“一棹春风一叶舟”、“万顷波中得自由”的无拘无束天地。可李煜偏偏做了皇帝。他23岁那年，太子弘冀去世，几位兄长也相继因病早卒，李煜自然继承了王位。如果说李煜不想当皇帝，那也不大符合历史事实。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理想始终是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目标。李煜作为一位饱读圣贤书的文人，自然不会例外。但李煜又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而且过早地目睹和亲历了帝王家为权力而展开的猜忌、争夺和仇杀，更何况当时的南唐已处于风雨飘摇的末季，李煜深深明白这样一位乱世弱主不好当也当不好。因此，多愁善感的艺术家与崇尚权术的政治家之间，渴望自由的纯情的艺术天才与苟延残喘的末代国君之间，形成了极大的矛盾，也为他的人生诸方面带来了困扰。
李煜的生活是二元的，他一方面享受着富贵荣华，另一方面又经历着世事的沧桑忧患。忧伤苦恨的身心体验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一旦践登帝位，不仅隐逸自在的生活成为泡影，还得背负沉重的有国者之忧，遭遇与亲爱之人的生离死别，特别是当他沦为囚徒后，生活一下子把他由“天堂”抛到了“地狱”。种种残酷的现实最终导致了李煜的人生悲剧。
二、在家奉佛的居士
当一个人承受了太多的痛苦而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排遣的时候，他就会转向精神层面寻求自我解脱。此时，宗教的力量往往特别具有吸引力。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佛教盛行，为李煜从精神层面上寻求解脱带来了契机。
史学前辈陈垣曾说：“五季乱而五宗盛。”历史也证明了纷乱之世宗教易于流行，五代十国就是其中之一。佛教盛行于五代，除了有民困于兵燹，剃度为僧以避苛政，士穷于仕途，研习佛典以求解脱等社会因素外，还由于当时盛行的禅宗简易，易于为人们所接受。
禅宗把“禅”从早期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上升为一种精神，使“禅”由手段一跃而成为目的。它悬置了一个永恒的终极境界，将之称为佛的境界，借以引导信仰者从现实的、短暂的、苦难的世界中超脱出来。对于这终极境界的具体内容，不同宗派有不同的解释，而现实的途径也由早期禅宗的静坐、念佛、诵经等渐进形式演变为南宗禅简捷的感悟。这种禅思想无疑具有了一种蔑视外在行迹而重视内在感悟，不重神灵崇拜而重心灵空寂的倾向。然而，“宗教如果是大多数人的宗教而不只是少数人的思想的话，它就不能没有仪式、方法和信仰，正如基督教需要有牺牲、忏悔和祈祷一样，这是引起信仰、维持信仰、获得解脱或联系信仰者与唯一实在的具体途径。”?因此，人们尤其是文人士大夫阶层选择了这种倾向于形而上的探索的禅宗，在参禅学佛追求永恒境界的同时也还会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外在的宗教行迹。禅宗梵我合一，即心即佛的思想对于现实生活中痛苦无助的李煜而言无疑是茫茫大海的一根浮木。而早在先主、中主之世，南禅宗“五叶”之一的法眼宗创始人文益禅师便已长期在南唐金陵传道弘法，并受到先主和中主的礼遇和重视。李煜从小便沐浴在法眼宗风中，再结合其特殊的人生经历，接受佛教信仰是可以理解的。
在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家为正统，并十分重视显示人生和社会责任的中国社会里，出家离世本就不易办到，对于受儒家浸淫甚深并拥有特殊身份的李煜来说，那种抛弃社会、家族的思想行为更是不可设想的，而居士佛教的存在则为李煜的佛教信仰开了方便之门。
所谓居士佛教，意即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及各类佛教活动。虽然禅宗有简易和朝思想的形而上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它毕竟还是宗教，居士们研习佛典，思考人生奥妙的同时，也还会沿袭许多宗教传统，举行或参加其他宗教仪式和活动。
李煜的奉佛举措在各史书、灯录以及其他佛教典籍中均有记载，现摘录如下：
“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屠，为高谈，不恤政事。”(《新五代史》卷六十二、《续资治通鉴》卷五有相同记载)
“后主天资纯孝，……然酷好浮屠，崇塔庙，度僧尼不可胜数。罢朝辄造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颇废政事。”(陆游《南唐书》卷三)
“(后主)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为僧。都城至万僧。……”(陆游《南唐书》卷十八、马令《南唐书》卷三十六有相关记载)
“唐主事佛甚谨，中书舍人全椒张泊，每见辄谈佛法，由是骤由宠。”(《续资治通鉴》卷五)
“唐主笃信浮屠，出禁中金钱募人为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七十一)
“本以恻隐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杀，禽鱼咸逐。”(《骑省集·吴王陇西公墓志铭》)
“开宝三年无月，江南后主再请(金陵报恩院清护禅师)入住报恩、净德二道场，来往说法，改号妙行禅师。”(《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一)
“乾德二年，国主延入(金陵报慈道场文逐导师)居长庆，次清凉，次报慈大道场，罢雷音觉海大导师，礼待异乎他等。”(《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
“国主为郑王时，受心法于法眼之室。暨法眼入灭，复尝问师(泰钦法禅师)曰：‘先师有什么不了底公案？’师曰：‘见分□次。’”
又“李主建报慈院，命师(法眼)门人去觉行言导师开法。”(《五灯会元》卷十)
以上所列史书，资料中还有李煜奉佛举措与其他禅师往来问道的记载，不尽录。
就所得资料统计，李煜的奉佛活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第一，为表示对佛教的支持，在京城内外敕建了许多寺庙，又于寺内广造佛像，出金募民为僧；第二，为宣传佛法，多次延请各方高僧于宫中、寺院讲法并设法会、斋会；第三，依赖其特殊地位，与清凉文益禅师法嗣——清凉泰钦法禅师、钟山章义院道钦禅师、报恩院法安慧济禅师、匡逸禅师、净德院志筠达观禅师等建立起密切关系，给予优厚的待遇。
虽然李煜在佛教思想方面并不见有何建树，也没有关于佛学见解的专门著述流传于世，但他的确曾极力标榜自己对佛教的真诚信仰，并在各种场合下积极予以提倡，毕竟是一名深具影响的护法居士。他对佛教的贡献无疑主要集中于经济支持方面，也由于他身居帝位，上行下效，其奉佛言行必定会在意识形态上对南唐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三、佛教信仰对李煜词的渗透
悲剧的人生促使了李煜的佛教信仰，而佛教思想又反过来对其人生与创作带来了影响。
詹安泰先生在《李王景李煜词·前言》中根据李煜的实际环境、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的转变分李词为三类——写豪华生活和艳情生活的、写别离情怀和其他感伤情调的以及写囚徒生活和哀痛心情的。窃以为此分类更符合李煜的创作实际。在第一类词中，通宵达旦的歌舞场面、妻妾宫人的撩人媚态、男女幽会的情景、相思离别的愁绪、风情旖旎的、声色豪奢的，无不描摹得入木三分。李煜既然标榜自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于此等声色犬马之生活即使不能敬而远之，也至少应该有所节制，更别提将之形诸笔墨，矜夸于人前了。这些似乎与其佛教信仰有所悖逆，何以然为？
自维摩诘始居士便已反复强调“欲得净土，但净其心，随其心净，即净土净。”待慧能出，禅宗便形成了一套“即心即佛”的理论。慧能创立这一理论，本来只是希望通过简化教义尤其是修行方式使禅宗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无奈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即心即佛”的思想却成了开启反叛一切清规戒律的“狂禅之风”的诱因。接着，般若“空”观也被贯彻到了修行论中，禅宗也开始了《楞伽》的“心”与《般若》的“空”相互抵触又相互融合的历程。在这期间，以“心”为体还是以“空”为体的分歧使禅宗内部分化为许多不同的流派，而以“空”为体的支流最终演化出“非心非佛”放荡无拘的“狂禅之风”。如此一来，自唐代后期始，在禅僧中就已经出现了放荡无拘的风气，他们呵佛骂佛。焚烧佛像、水酒饭肉、活烧鲤鱼、狎妓淫尼、犯戒秽浊之举听来实在荒淫得可以。然而，在禅宗看来，此等行为暗含“禅机”，乃参禅悟道之妙法，并美其名曰“以欲止欲，以楔止楔，以声止声。”
禅宗的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在僧侣当中掀起了一场“狂禅之风”，在信仰佛教的士大夫身上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元明清之世，便产生了李贽、汤显祖、袁宏道、李渔之辈。这些士大夫文人纵情声色，拥妾携妓，鬼混于歌楼酒肆之中，享受着“事事无碍如意自在”论所带来的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放荡社会风气在文学领域上的反映则是由来已久的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的雅正文统被突出娱乐功能的创作理论冲开了一个缺口，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词小曲兴起并逐渐进驻了文学的中心地带，创作的内容也由正人伦秩序之名、抒建功立业之志转为描妇女婀娜妩媚之态、发男女相思幽怨之情。李煜身处其中，受其影响，在人生态度与创作上呈现出相似的面貌也不足为奇。
作为一位乱世弱主，李煜担负着沉重的亡国者之忧；作为一名天才的艺术家，他不断思索着人生的困惑与解脱的途径；作为一位地位尊荣至极的帝王，他不能也不想放弃眼前的荣华富贵；作为一名忠实的佛教信徒，他也就不知不觉地将其教义贯彻到其人生与创作实践中去了。李煜写下的那些艳情词如《一斛珠·晓妆初过》、《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菩萨蛮·蓬莱院闭天台女》等，以及词中所反映的那种声色犬马的生活，未尝不能认为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另一种表述。“色即是空，何必苦苦寻空，随意是禅，何必看净为禅，无滞无著，不放有游春之兴，随意方便，不必枯守空寂。”?在般若空观的普照下，有无正反净染皆无分别，因为他们的本质皆是“空”，皆是虚妄。既然苦苦追求“清净本心”是执著，那么拼命追逐声色犬马的生活更是妄念。“一切都不系念于心才能真正地空其所空。”?至此，一种冀入“望峰息心”的劝世意味就不难发现了。
禅宗独特的参禅方式虽带自然主义色彩，但不失为体道悟空的最人性化之一途径。正如金圣叹在批评《西厢记》时说“《西厢记》意在于问，意不在事也。意不在事，故不避鄙秽；意在于问，故吾真曾不见其鄙秽”?，李煜词虽也关涉风月，然意在文而不在事，是禅宗“以欲止欲”之思维方式的移植。
“从禅宗的人生哲学来说，是一个人从禁欲到适意，又从适意到纵欲的演进过程”，?但是在严格的伦理观念和文化模式的普遍抵制下，“禅宗在士大夫那里留下的，主要还是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自然澹泊清净高雅的生活情趣。”?主张“三界唯心，万物唯识”的法眼宗提倡的正是这种适意随顺的人生哲学。它坚持的是“心”为体，以“空”为用的理路，并没有让“空”消解一切，仍然保留了一颗清净之心作为追寻的目标。它的思想很大一部分仍与传统禅宗一脉相承，而李煜在法眼宗风的吹拂下也形成了其独特的这些人生感悟。
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李煜是悲天悯人的。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捣练子》)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
这些词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哀愁与悔恨，而是一种由自身惨痛遭遇泛化而来的对自然和人类命运的悲悯与思索。读李煜词，我们会发现，词中总是充满了一种尘世的苦难气息。这不仅是李煜悲剧一生的反映，其中还渗透着他对佛教“苦谛”的理解，道出了他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认识。
佛祖释迦牟尼多年苦思冥想，悟出了四大真理，头一个就是“苦谛”。他认为，生命的存在就是苦，所以人生一开始就浸泡在苦海里。人生之苦有八，生苦，死苦，病苦，老苦，怨憎会苦，受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李煜一生可谓八苦遍尝，苦不堪言。如此人生，如此教义，共同促成了李煜对佛家所说的人类生存状态的认同——有生即苦。
纵观李煜留下的30余首小词，除艳情一类，其余触目处满眼是愁苦字眼，处处是痛苦的呻吟。“留连光景惜朱颜，黄昏独倚栏。”(《阮郎归·东风吹水日衔山》)此伤怀之作道出了与亲人生离死别之苦。“烛明香暗画楼深，满鬓清霜残雪思难任。(《虞美人·风》)“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园》)二词则表达了老冉冉之将至的无奈及浓郁的生命忧患意识。而“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子夜歌》)“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等写愁名句，更是形象地道出了人生愁恨之无穷之深广。即使撇开亡国后的哀痛之作，亡国前带感伤情调的小词给我们留下的也往往是一个“凭栏半日独无言”的惆帐、落寞的末代帝王形象。他或者在“庭空客散人归后”咀嚼那“远似去年今日恨还同”，或者在“寂寞画堂深院”中慨叹“愁恨年年长相似”。春天，他低吟“春光镇在人空老，新愁往恨何穷”的无奈；秋日，他细味“起坐不能平”的愁闷。正是如此，无论在贵为帝王还是在沦为囚徒时，词人都以其作品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具体而真切地表达了佛家“有生即苦”的思想。
多愁善感的人生禀赋，毫不掩饰的任情天性，对自由安宁的渴望，对政治的恐惧与厌恶，这一切使李煜无法摆脱，也使他对人生痛苦有着较为常人更为深切的体会，因而其词常常由对一身一己身世的悲哀扩展升华为对整个人生的悲悯甚至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忧患。
李煜的一生有着太多的困惑，困惑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也激起了他对人类存在意义的探索。禅宗的适意人生哲学，宁静的观照方式，都能造就一种绝不激动、宁静淡泊的心境。在世俗的琐事不能顺心遂意而使自己感到痛苦压抑时，士大夫们很愿意到佛教那里寻找一份心灵的宁静与轻松，所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叹白发》)是也。为世俗琐事困扰的李煜也在一方禅室中得到了启示。作为宗教的一种，禅宗为信仰者提供了一种人生的终极意义，一种简捷的解脱方式和一种澄澈空明的超越境界。法眼宗的适意人生哲学以“心”为前提，以为只有那颗与佛性无异的“清净本心”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其余万相皆是虚妄，只要人能彻悟万相的虚妄，回归自身的“清净本心”，便能达到他们修行的终极境界，也是其为世人设计的超脱之道。
极欲摆脱人生困扰的李煜追求的也不过是这种终极境界。在其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寻寻觅觅的足迹。他对“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唱出了“世上如侬有几人”的自豪，因为他盼望“万顷波中得自由”的自然适意；即使是“春殿婵娥鱼贯列”时，“醉拍栏杆轻未切”、“待踏马蹄清夜月”才符合他心灵的真正需要。他在词中渗透了佛家“万法皆空”的教义。他或者一再地强调人生如梦，万法皆是虚妄的观点，如“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乌夜啼·昨夜风兼雨》)“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人生仇恨何能免》)“宴罢又成空，梦迷春睡中”。(《菩萨蛮·铜簧韵脆锵寒竹》)或者运用今昔对比，盛衰落差等手法，突出世事的易变和人生的短暂无常。如“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忆江南》)“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转烛飘篷一梦归，欲寻陈迹怅人非”。(《浣溪沙》)从坐拥千里江山的一国之君到仓皇辞庙去国的阶下之囚，从纸醉金迷的奢华到乞食于人的难堪，世事的无常尽显其中。到此，其于第一类词中描写风月以证悟“万法皆空”的劝世用意也可再次得到佐证。所有这些词句不过都是在提醒包括词人自己在内的世人万相皆是虚妄，所谓真实者唯“心”而已矣，因而不必执著于尘俗世界的一切，只要能彻悟这一点，空明澄彻的超越境界随手可得。
四、结束语
李煜作为一个生于宫廷、长于宫廷的帝王并没有太多的人生阅历，但他深刻而惨痛的人生遭遇和敏锐的艺术家悟性，足以使他成为一位绝代词人。阅读李煜词，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在那颗骚动不安的灵魂后面，李煜有一种强烈的内在需求，希望在纷纭陆离、变幻无定的人生中寻找到一块永恒的绿洲，以便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词从佛教教义出发，超越了一己一身的哀痛，执著于人类生存状态和意义的关注于探索，使之具有了超越时空的魅力。
注释：
?葛兆光著《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105页。
?《金刚经·坛经》，广州出版社，2001年5月，第132页。
?葛兆光著《中国禅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65页至166页。
?同?，第339页。
?同?，第342—343页。
?同?，第325页。
?唐正果著《重审风月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87页。
??同?，第121页。 |